什么是文字？

文字：语言的罐头

BNM Consulting，布鲁塞尔，2003 年 · 为本网站译自法文

“孩子们不再读书了！”老师们抱怨；“人们不再互相写信了！”邮局叹息。人们对公开听写比赛和拼写改革同样热衷。我们又有多少次听到有人根据某种语言现有的文学作品来高谈阔论它的价值，或者更苛刻地，争论某种语言实践究竟有没有“文字”？在这样的背景下，去为一种没有文字、很少书写或最近才开始书写的语言辩护吧！

尽管这些例子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看似多种多样，我们仍能感觉到，文字问题处于核心位置。一门语言是否拥有这种奇特的附属物——在 21 世纪的欧洲，我们觉得这种实践再自然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一种语言现象的评价，无论这种评价是无意识的还是被动接受的。仿佛书写一门语言就会突然使它高贵起来，仿佛分类游戏终于呈现出一个客观的标准、一个物质的证据、一个我们可以依据的具体对象。我们说，一个对象。哲学就此打住：它其实是一种普通的工具，它的物质性本应每天提醒我们，它是多么短暂，说到底又是多么平常。

一种与其他活动无异的工具活动

正是因为我们高估了文学，又带着资产阶级对体力劳动的轻视，才几乎总是忽视文字简单的物质性。仿佛“书写”——在当今的欧洲文化中，也就是使用一支装着墨水胆的笔和一张薄纸，或者轻轻按下印有约定符号的塑料键，即键盘——凭借其目的（加工语言），就成了一种根本不同于以下活动的事情：摆好铅块、熔化铅来连接两块金属，操纵汽车的方向盘和踏板出行，或者做一道出色的覆盆子舒芙蕾款待朋友。不同的只是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运用摆弄物品和工具的能力的领域。

语言和工具活动是两个各自独立的领域：孩子的语言已经形成，学习书写对其语言能力的影响，不多也不少，正如厨师的手艺对我们感到饥饿的能力的影响一样。正因为两者以不同的方式习得，说话能力与操作能力完全独立，所以在疾病中它们可能分别丧失。一个语言受损的脑损伤患者——被称为“失语症”患者——可能完全能够修理轻便摩托车，或者使用键盘或笔。而在另一些脑损伤患者身上，语言完好无损，但病人会试图点燃笔，然后费力地“抽”它，再也无法穿衣服，迷失在一堆布料中，或者拿起电话听筒去画神经精神科医生要求他画的东西。他们被称为“失技症”患者。

那么，文字究竟是什么？应当赋予它什么地位？我们不妨说，它是一个领域，我们制造东西的能力可以投入其中，也可以不投入，而这只是众多领域之一。让我们看看事情是怎样进行的：按照约定，我们决定让某类小图形代表声音（字母）或词语（表意文字）。然后，同样按照约定，我们根据手头的材料，决定如何制作和复制这些图形。这就是要把语言装进罐头。¹

运送语言

我们忘了，在中世纪，用羽毛笔书写、在纸上阅读这种只属于精英的技术，是要大声朗读的。默读——不再大声朗读文本，不再让在别的时间或地点说过的话重新发声——直到中世纪末才普及开来²。一切都取决于语境：就传送声音而言，字母的形状或盲文的凸点并不能自称比录音机或收音机具有内在的优越性；一则新闻报道在电视上可能比在报纸上更有效。这些都是传递思想、传递语言的技术。无论哪种情况，一种技术解决的都是其自身领域特有的问题³：信息要快速传送吗？要保密吗？要大量传播吗？它要穿越时间吗？穿越空间吗？从技术和工具的角度看，“书写”一块墓碑和给同事写一张便条的方式是不同的。便利贴并不打算流传好几代。

因此，关心文字改革或教育改革，就不能不思考物质方面，思考支配信息制作的技术限制：德语的变音符号就源于技术上的偷懒。抄经的修士们厌倦了一遍遍抄写连在“o”上的“e”（即“œ”，出现得很频繁），最后干脆在“o”上方画一个小小的“^e”，后来技术精益求精，又发现两个点“¨”更加“省事”。如今手机短信乱七八糟的拼写，与其说是因为年轻人轻视那些有幸保存在用纸板装订的纸页上的作品，不如说是因为手机键盘太小、地铁太挤；更谈不上是因为我们入学头几年所经历的那些专断的拼写“规范化”政策失败了，或者是因为某种想要毁掉语言的萌芽状态的叛逆精神。在这件事上，和在别的事情上一样，人们可以保守，也可以革命，关键是不要搞错问题之所在。

文字首先是一种技术和一个制作过程，是人们给保存语言的各种技术所起的名字。但在这个过程中搭载的并不只有语言。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拥有历史的能力——欲望、价值、自由——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管理它们的制度——也常常作为“偷渡者”，铭刻在我们做事的方式中，正如铭刻在我们说话的方式中一样。

文字中的政治与法律

法语把读作 [dwa] 的“手指”写成“doigt”（拉丁语 digitus），怎能看不出其中想要攀附拉丁语——一种体面、在欧洲备受推崇的语言——的意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丹麦人放弃了大概太像德语的“ö”和“aa”，改用极具北欧色彩的“ø”和“å”，又怎能看不出泛斯堪的纳维亚靠拢的意愿？在如何书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问题上⁴，较量的始终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势力；如果阿塔图尔克不那么钦佩法国大革命及其现代性和世俗主义理念，土耳其语也许至今仍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在这里，口头语言本身同样几乎不受影响。

我们还能感觉到，大写字母总会给文学图形或它所保存的内容增添几分神圣感；草书手写的信与 Courier 字体的电子邮件所制造出的东西并不相同；拼音写法的“Beijing”比旧式写法“Peking”少了几分遐想⁵。在匈牙利的课堂上，差生的姓氏可能会被改成小写字母开头，时间长短视其过错轻重而定。法语中的“faute”一词，既指罪过，也指保存语言所用字母中的错误。在犹太教中，上帝的名字不会把所有字母都写出来⁶；如尼文最终也有了近乎宗教的作用；而在许多法律体系中，传真或电子邮件与纸、笔、墨水相比不具备法律效力。价值、欲望、审查和代价这些问题——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所探讨的问题——就这样在书写行为中显现出来，而正如我们所见，这已与我们说话的能力无关。

用书写表述语法

最后，文字中还能读出一种关于语言本身的既定知识：我们在一组组符号之间留出空格，把传统语法极不审慎地认定为“词”的单位分隔开来。语言学家在前置词、后置词与变格之间所作的区分，与其说出于别的原因，不如说是因为历史上、按照惯例，人们习惯在某些字母组之间停下尖笔、羽毛笔或凿子，而在另一些字母组之间则不停。从语法上看，很难说清前置词的用法与格词尾的用法有什么区别，除了一个物质上的空白，把它在尾部黏合的东西在头部分离开来。

法语	芬兰语	中文
Vers la maison	talolle	朝着房子
Dans la maison	talossa	在房子里
Sur la maison	talolla	在房子上

因此，文字在制作语言的同时，也包含了关于语言的论述，包含了确定其规范的那个时代的语言学知识。法语“à demain !”（明天见！）中“à”上的重音符号，反映了对语言运作方式的一种分析（无论正确与否）：“介词”这一范畴必须被标记出来，以区别于“il a un chien”（他有一条狗）中的动词“a”。

冷静一下……

我们并不缺少制作信息的技术窍门，可以根据当下的目的和现有的物质资源，让信息移动、复制、熔铸、传播、保存，等等。如果我们把加工语言、制作语言的活动称为“文字”，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更看重——或更轻视——它在历史上实现的某一种条件。字母，这个用按键或尖锐物体在阴极射线管或平面上复制的小符号系统，并不是全部，不是无法超越的地平线，也不是满足我们摆脱信息发出时那些具体而直接的条件——一张嘴、一只耳朵，发出和接收传不过 50 米、还需要能够复制的声波——这一需求的最终答案。

说到底，文盲的方式有很多种：电脑可能和天城文、牛耕式书写、欧甘文或楔形文字一样深奥难懂。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信徒一眼就能“读懂”一座大教堂，而如今只有学者才能准确地解读那些画在、刻在、安放在建筑上的信息。作家首先是一个制作者，一个语言的工匠：他在平面上擦掉、划掉、画箭头，或者如今复制、粘贴、重新编排段落。一个人撕掉的稿纸，与另一个人按下的“删除”键遥相呼应。

因此，在探讨文字的一般问题时，我们应当冷静分析：在需要作出的选择中，分辨出哪些首先属于技术，哪些属于语言，哪些属于历史和法律，最后哪些属于铭刻在书写规范中的、历史上形成的知识。改变技术、拼写、字母或表示系统，改变可用的物质设备（键盘和屏幕、羽毛笔、墨水和纸等），并不一定意味着改变语言本身，而更多是改变我们对语言的看法——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对教育政策的影响非常大，需要深入思考，才能把文字放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并彻底放弃把它当作评判任何语言实践的标准。